“我知道事情可能會失敗，但我更知道失敗不能擊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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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中國企業家雜志（ID：iceo-com-cn），作者：梁宵，編輯：米娜，創業邦經授權發布。

陶勇早到了。

約定的采訪在三點半，剛過三點他就來了——這種做法很“陶勇”。身邊的人都知道，他的時間觀念近乎苛刻，之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位多年好友帶著禮物來北京看他，因為中途約會地點更換而遲到了，陶勇毫不留情數落了他一頓，朋友覺得很委屈，但也見怪不怪了——因為“陶勇這個人，嚴謹慣了”。

原本，他的人生也像是精密運行的鐘表，有條不紊：27歲從北京大學醫學部以眼科學博士畢業；31歲，他在葡萄膜炎專科門診開診；35歲破格提了主任醫師；37歲成為年輕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別人發一篇恨不得被剝一層皮的”SCI論文，他不聲不響發表了103篇；在從醫20多年的時間里，他每天接診六七十個病人，最多一天做過89臺白內障手術，對于那些患有葡萄膜炎疑難眼疾的人來說，“找到陶醫生”成為這些病人“最后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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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20年1月20日，“傷醫事件”猝然發生，打亂了陶醫生運轉如常的人生節奏。

身體上的傷痛還沒有完全恢復，陶勇比原來更忙了。他晉身“網紅”，參加了21次節目，接受了35次專訪，上了46次熱搜；他還成了“作家”，接連出版了《目光》《自造》兩本書——但再沒上過手術臺。一位與陶勇合作過的醫生朋友提及此事，聲音一下子沉了下去，“一個那么熱愛手術的人，他離開的東西也是他一直去獻身的東西……”

周圍人都“感同身受”的痛苦，在陶勇身上似乎并沒有停留太久，不是因為他的“善”——他從來不希望成為毫無底線的“善人”，更不希望別人將他看成那樣的人；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用他人之“惡”來“惡”自己。“如果我因為這件事徹底地放棄前半生的選擇，我就徹底被打敗了，”陶勇對《中國企業家》說，“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把每一個生命中的打擊都變成營養，滋潤生命的成長。”

“如果真的做不了手術怎么辦？”有朋友問陶勇。陶勇回答他，“可以進行醫學教育和科研，通過演講做一些醫學宣導，通過科研成果轉化幫助臨床治療——做手術只是救治患者的其中一種方式，我能做的事還有很多。”

并不是說說而已。過去兩年中，陶勇將心血更多地傾注到科研工作中，推動了北京朝陽醫院首個科研成果轉化項目的最終落地；他在2016年創立的智德檢驗在眼科精準診療領域加快布局；他還發起公益項目“光盲計劃”，甚至未來還想設立公益性質的醫院——最終實現他所希望的“天下無盲”。

“還是那種純粹的堅持，還是那個精氣神兒，還是那個陶勇。”張笑是“光盲計劃”的共同發起人，也是陶勇的老朋友，即便相交十數年，他也很少看到陶勇有精神低落的時候，“每天都跟打了雞血一樣，從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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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張笑認識陶勇時，就是這樣。當時，陶勇是他們口中的“白衣少年”——他特別喜歡穿白襯衫，那群朋友中除了陶勇還在讀博之外，大多數已經步入職場，往往都是他們談如何賺錢，陶勇一個人在說理想，說人生價值，不為所動——實際上，當年不理世俗追逐的陶勇與如今不懼命運無常的陶勇，并無不同；自始至終，就像好友李潤評價的那樣，“太堅定了，像一棵參天大樹，根扎得極深，外界的風吹雨打根本動不了他分毫，他的這種堅定讓所有困難都變得沒有那么困難。”

“既然世界可以無紀律、無原則地用榴蓮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它做成披薩了。”在《目光》一書中，陶勇略帶調侃地寫道。即便命運無常，但內心有序的他，一直是那個不肯被打敗、也不會被打敗的人。

“60%的獅子”

安科峰對此深信不疑。

2016年，他和陶勇一起成立智德檢驗，提供眼內疾病檢測服務。剛開始時，公司可以說什么都沒有，沒有資金，沒有人，更沒有市場，“當時國內眼內液檢測還沒有進臨床指南，沒有形成專家共識，”以至于安科峰去醫院談合作，好幾次都被醫生和保安趕了出來。

這種“命懸一線”的狀態持續了兩年時間，中間有股東離開，財務也告急，工資都發不下去，但陶勇從沒想過放棄，“也不許別人提”。沒有錢，他就自己拿錢；沒有市場，那就免費檢測，做市場教育。“陶老師是一個太能折騰的人，是永遠不會認輸的，總是能用盡辦法；直接的不行，就‘曲線救國’，事情再壞都能夠扭轉局面。”安科峰至今都記得，一位在全醫院大會診中都難以斷癥的患者通過智德的檢測得到了確診——自那以后，公司的檢驗效果終于得到了證明，總算是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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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自己說他有著60%的“獅子型”人格——喜歡挑戰、不服輸、對想好的事情無比堅定；但這種人格里也有一些不招人喜歡的特質——要求嚴格，不容易讓人親近。

2020年加入智德檢驗的陸成慧，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那段“篳路藍縷”的創業史打動了，“他們做了那么多吃力不討好、短期內沒有什么效果的事。如果不是目標足夠清晰的話，是不可能撐過來的。”

而他是在后來才親身體會到陶勇身上“獅子般”的嚴苛要求的。他在智德檢驗負責的項目之一是過敏性結膜炎檢測產品及采樣裝置的研發，每一次儀器樣品出來，陶勇總是搶做第一個“小白鼠”，他自己是過敏性結膜炎患者，對貓狗過敏，需要在現場激發過敏反應，測試中的陶勇眼睛紅腫流淚，也沒有忘了提意見。就這樣，樣品改了一次又一次，他就跟著測試了一遍又一遍，其中一個小模具甚至經歷了幾十次的返工——按照陶勇的要求，一定要做到患者使用無感，醫生操作簡單，每一個小細節都不放過。

已經是一種“職業病”了。作為一名眼科醫生，他的操作對象是軸長僅24mm的眼球，稍有閃失后果難以設想；眼內液檢測也是如此，眼睛里面可供于化驗的液體只有0.1毫升——不能把眼液抽干了，那樣眼睛就塌了，而要在0.1毫升的液體里測出成千上萬種可能的病因，更是一個細到不能再細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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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都很細心，如果不是這樣，智德也發展不到今天這樣。”安科峰說，而他也備受“摧殘”。一次，他發的郵件里有個錯別字，就被陶勇念叨了好久，之后他每次發郵件前都會檢查好多遍，格式都要調的很標準，“跟犯了強迫癥一樣”。

跟隨一位這樣的老板想必不是件容易的事。宋依然此前也有過擔心，她是遠毅資本董事總經理，負責醫藥領域的投資，見過很多科學家和醫生創業者，也了解他們身上的“通病”，“如何真正成為一個團隊的領導者，如何把組織管理好，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但多次接觸下來，她發現“陶老師心胸寬廣，很謙遜，能找到各個領域合適的人，并且讓這些人人盡其才”。

馬芳對這一點感受很深，她是陶勇教授帶的博士后，目前的研究方向，就是尋找適當的材料和方法，讓眼科疾病檢測能夠實現像試紙測孕那樣的快捷和準確。“陶老師只是從眼科專業角度提出臨床需求，其他的很少干涉，也信任團隊的人，需要什么人力、物力、財力，他就第一時間推動解決，不需要我們為此擔心。”

“找人、找錢、找方向”，這是作為企業創始人的陶勇給自己設定的三大任務，“在這些方向性的問題上不容置疑，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就要尊重專業。”陶勇說，而且一定要用人不疑，他有一個很生動的說法：“懷疑”這只雞，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是的，他還很風趣。或許因為“60%”的玄機，讓強硬和溫和在陶勇身上達成了奇特的平衡，形成一種現實扭曲力場，別人做出來可能招致反感的事情，發生在他這里就成了“情有可原”，甚至讓他人欣然接受。他的朋友李潤就評價說，“陶勇是一個氣場特別強的人，雖然個性古怪脾氣臭（對外人正好相反），但大家都很喜歡他，有時被他數落幾句還挺受用。”

安科峰也有同感，“跟他一起工作，他會給你一種無形的壓力，但放松下來，他又像家人、像朋友，是一個‘暖男’。”盡管平時很少直接參與公司管理，但陶勇會以自己的方式去關心員工，組織員工和家屬出去玩，催問員工當年薪資調的怎么樣了，還會囑咐不要讓員工過得太苦，甚至幫員工牽線搭橋，解決個人的終身大事。

有一次，大年二十九，臨時有個標本需要檢測，當時智德只有一位實驗員，著急放假回家。“標本檢測不能耽擱，因為可能導致病情延誤，實驗員肯定自己也認可這一點，但不能用這個理由去綁架他，光讓人家犧牲和付出。”陶勇問清楚了員工著急回家的理由，原來是家里要給介紹對象，最后他把這件事應承下來了，轉年回來就幫實驗員解決了單身問題，“說出去的承諾我是一定要兌現的。”現在說起來，陶勇還是一臉認真。

也正是這些小事，讓馬芳覺得“這個老板很不一樣，特別有同理心”，就算是學生的家里人身體不太好，陶勇也不光停留在口頭問候，是真的會去醫院看望，還“言出必行”地幫忙聯系相關領域的醫生，“老板都挺會畫餅的，陶老板也畫餅，但我覺得他畫的餅是能吃得到的。”

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陶勇的強硬，更多還是對自己。因為他選擇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他研究專攻的是葡萄膜炎——非常小眾的領域，一本六七百頁的《眼科學》中，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多頁。《人物》的一篇文章采訪了北大人民醫院的眼科醫生侯婧，她是陶勇的同門，研究的也是葡萄膜炎，侯婧就提到，在眼科疾病中，“葡萄膜炎”幾乎就是所有難以診斷的疾病“最后的籮筐”，“基本上所有的眼科疾病最后診斷不明確的那部分，最后都能歸到葡萄膜炎......”

這也就意味著斷癥很難。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大夫都會給出一個“騎墻”的方案，對患者既上激素，又上抗病毒的藥，但最終治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壞也不知道是哪邊錯了。而且，有時還會產生反效果，因為對于病毒性疾病來說，用激素就等于“火上澆油”，而對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來說，用抗病毒的藥不僅浪費錢，還有副作用。

陶勇不是這樣，在他的用藥習慣里，不贊成模棱兩可，不會做絕對安全但毫無療效的事，更不喜歡那種不明所以的結果。遇到一時判斷不清的癥狀，他會選擇“投石問路”，先嘗試下藥，不保證當下給到的方案絕對正確，之后會嚴密觀察，一旦發現反應不對就立即轉向。

這種治療用藥的風格，也延伸為他的一整套做事邏輯上，用他的話說就是“不尋求做絕對對的事情，但要做不錯的事”，既不會因為“絕對正確”因循守舊，更不會因為急于突破而失于莽撞，“偏穩健吧，不保守，但要知道這一步邁多大是安全的。”

智德檢驗就是這樣“摸索”成立的。此前，國內的眼內液檢測基本照搬國外指標，檢測范圍有限，而且也僅限于少數幾家醫院能做；原因就在于眼科疾病可以通過光學儀器發現，但實際上，“一旦眼科疾病的各種表現到了非常直觀的狀態，眼疾就已經進入晚期，而很多眼疾又是不可逆的”，有感于此，陶勇一直希望能通過商業化的方式讓“科學這把更厲害的手術刀”惠及更多患者。

來源：受訪者

2016年，正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窗口，但醫生創業還未有前例，“雖然我內心覺得這不是個罪大惡極的事，但也很困惑，不知道邊界在哪里”，所以，2015年陶勇做了個決定，花了一年的時間到北京市醫管局醫療護理處掛職，借此了解政策方向，摸清“紅線”邊界。

這也是王京認為陶勇身上具有的明顯的“改革者”特質，尤其是體制內的改革，更不能光憑一腔熱血，重要的是長期堅守。王京是朝陽醫院科研處處長，落實了朝陽醫院科創中心的創立，這是2019年底新設立的機構，以促進醫院醫生的科研成果轉化，首個成功的案例就是陶勇的眼內液檢測技術。這個過程歷經一年多，當中有摸索，有徘徊，還有操作中的磕磕絆絆，在王京看來，如果不是陶勇，事情很難推下去。“要做一個長久的改革者，既能破，也能立，不僅需要思想上積極，有沖勁，行動上更要穩扎穩打。”

智德最初的幾年也是這樣，陶勇比喻說“像蝸牛一樣慢慢爬”，早期沒有融資，賺一些錢，公司就再雇一個人，這樣步步遞進，“走的很慢，但走得很穩”。

期間也有資本找過來，但陶勇拒絕了，他覺得文化地基一定要自己一磚一石地壘起來才牢固。“有一點我很確定，就是公司要用高科技來做正向的事情，要做百年企業，所以文化很重要。”陶勇說，他們用5年時間來打造一支吃苦耐勞的團隊，筑牢公司的價值觀，等這層地基打好之后，才敢引入資本。“如果上來純資本的商業運作，那內核就不可能是智德的內核，只可能是純商業內核。”

如今的智德，也確實成為陶勇構想中的樣子。一方面，企業的自我造血能力不錯，從2018年開始就有了正向現金流；另一方面也有不那么“商業化”的一面，陶勇經常在星期天做義診，每個月都會通知幾名員工過去幫忙；公司內部也有相關制度流程，為一些滿足要求的貧困患者進行費用減免，到現在也有將近百萬的投入了。

回過頭來看，文化地基也確實扛住了外界的風吹雨蝕，這幾年，智德檢驗的人沒少被人挖，安科峰自己也遇到過，但公司的離職率卻很低，大家干勁還都比較足，“真的是一群想做事的人凝聚到一起，才能成事，如果早早就讓那么多資本砸下來，員工個個高薪厚祿，說不定企業都走不到現在了。”

宋依然也特別認可這一點，她見過一些企業“一個管線還沒做出來，就開了10條管線了，完全是被資本催熟的”。陶勇給她的感覺則不同，是個“矛盾又統一”的人，一方面覺得他很“純凈”——這是個她很少用來形容別人的詞，但她覺得放在陶勇身上恰如其分，因為不管作為一個醫生，還是做企業，陶勇所有的出發點都圍繞患者，有著理想主義的堅持；但同時，“純真不是天真”，陶勇并不是那種困在“理想”中的創業者，他特別清楚商業規則，也遵守規則；一件事讓她印象特別深，2021年智德要推出首個產品管線，選擇的不是陶勇一直潛心研究的葡萄膜炎，而是過敏性結膜炎——這讓她很意外，陶勇的答案則是，后者患病人群更大，產品的需求量也會更大。

如今，遠毅資本成為智德檢驗的又一個“陪跑者”，從2021年的Pre-A輪到剛剛結束的最新一輪融資，都參與其中。“還是要選擇那些有耐心、能夠長期陪伴的投資方，否則水土不服，雙方都會很痛苦”，陶勇說，在資本助力下，智德檢驗的業務正從服務拓展到產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相當于一次“自我革命”——“未來我們就不需要第三方醫學檢驗服務了，通過各種體外診斷試劑盒和快檢產品，就能讓全國各地的醫生隨時隨地做檢驗，甚至患者在家就可以自己做。”陶勇同時透露，順利的話，公司也會在未來3到5年實現上市。

病者、醫者

從眼科醫生到葡萄膜炎的研究，再到創業者，陶勇心中始終有一座更高的山峰在召喚他，未來企業上市、財富自由是他追尋的頂點嗎？

陶勇認識的人中有一位“寧總”，他“愛逛醫院”，也愛跟醫生聊天，在30多歲時，寧總的公司被上市企業收購，實現了財富自由，閑下來之后，他開始研究養生，想通過各種方式把之前過于拼命而耗費的身體賺回來，但依然感覺自己活得像個機器人，他經常會說，“錢，能解決90%的煩惱，但不能帶來90%的幸福。”

陶勇也思考過這個問題，“其實吃好、穿好、住好，并不需要財務自由來實現，我覺得財務自由的目的是要實現理想”，他說如果真的有錢了，“毫無疑問會很開心，因為有大量的錢可以投入到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

醫學對陶勇來說，是一個無限游戲。他的目標不是有朝一日“打通關”，而是希望一直延續使命。“做企業這件事只是一個載體，都是為他的理想服務。”陸成慧說。不管是做醫生，開公司，還是發起公益項目，都像是一塊塊的拼圖，最后組成那個令陶勇心向往之的大圖景——“天下無盲”。張笑就說，“陶勇之所以能很快從那么大的傷害中走出來，也是因為有更大的理想和信念支撐。”

但同樣，這個更大的理想也讓陶勇更覺緊迫。以前，他就是那個抓住一切時間撲在研究上的人，上學時，他每天背個書包，電腦隨身，時不時就拿出來看東西、搜文獻，朋友們拉他去玩，反被他“教育”——“一幫不學無術的家伙，不覺得浪費時間嗎？”

陪家人出去旅游，陶勇大部分時間也在抱著電腦干活；而在“那件事”之后，時間逼近的腳步更如密集的鼓點般擊打在側，做完手術恢復意識后，陶勇就單手在病床上敲了《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一書的后記，這本超過13萬字的書，全都是他日常總結的一手診治病例。

來源：受訪者

被稱為“作家中的考古學家”的博爾赫斯對時間有兩種算法，一種算法從出生開始，時間往死亡流去；另外一種算法，從死亡倒推回來，時間是撲面而來的（作家唐諾語）。陶勇或許特別感受到了這種“撲面而來”的時間的重量，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他提到，“生命中我覺得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完全抹去，它（傷醫事件）會是一個提醒，提醒其實生命是有限度的，如果要做什么事情，現在就做，趕緊去做。”

智德檢驗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提速的。2020年下半年，智德在無錫建了研發基地和工廠，將業務線從第三方檢測服務拓展到診斷試劑產品、配套醫療器械以及后續新藥的開發，“有些事情到他那邊，是馬上就要結果的”，陸成慧說，所以他們會按照目標時間倒推來細化階段性的工作，并嚴格按各個時間節點推進，據其介紹，今年年底前，智德檢驗的一兩款診斷試劑產品就能拿到國家注冊證書，正式走向市場。

陶勇的時間也越來越擁擠。白天忙完醫院的事情，晚上十點左右開始跟進當天公司的事情。除此之外，公益占去了另外10%的時間，為了普及更多的眼睛和眼疾的相關知識，他還頻繁出現在各種科普宣傳節目和網絡直播中；科研依然是他工作的重心，他也依然保持著“雞血旺盛”的狀態。前一段時間，他就又興沖沖地跟張笑說，在搞色覺研究，招了幾個人，對前景看得更清楚了，未來一定能夠應用到AR/VR眼鏡上，對色覺差異人士做出更好的適配和彌補。

“你看這個人信心滿滿的往前沖，就覺得這事靠譜，不會有錯。”張笑認為，“陶勇在一個團隊里面，是可以當精神領袖的那個人，因為他自己特別相信。”

攝影：史小兵

但實際上，陶勇也動搖過。公立醫院很累，還經常遭遇患者的不解，他所專攻的葡萄膜炎又往往發生在經濟狀況比較差、衛生條件比較差、生活壓力比較大的人身上。面對這類病患，醫生不僅要克服高難度治療的挑戰，還要克服直面苦難時心靈上的軟弱。“有時候太累了就會想一咬牙算了，直接去私立醫院，輕松一點，錢還多一點，但一過夜可能又恢復了，就像有一個彈簧似的，拉滿了之后又彈回，最終還是把你死死綁在公立醫院，覺得這里就是你的土壤，離不了。”

讓他最終留下的，也是那些遭遇人生苦難的患者們，他們之中有小岳岳，八歲的時候由于白血病引發了眼睛病變，在父母、甚至陶勇都對治療前景表示“絕望”的時候，不知在眼睛上扎了多少次針的小岳岳還是苦苦懇求陶勇“別放棄我”；還有天賜，因為眼部視網膜母細胞瘤，他在兩歲就摘除了一只眼睛，為了保住另一只眼睛，天賜的爸爸十幾年里漂泊在北京，靠在火車站給人拉行李和送報紙的收入支撐生活，卻在陶勇出事后，給了他一千塊錢——疾病和苦難奪走了他們很多東西，但奪不走的是他們的樂觀、堅強和善良。

“表面上是我在治療他們，但其實他們也在醫治我。”陶勇說醫生和病人之間其實是一種雙向治愈，當時他突遭變故，在病床上就會想起那些他曾經醫治的患者，“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但當你接觸過的這些人，他們在發光的時候，你也不會感到黑暗。”而穿越至暗時刻的陶勇，也如他自己所說，“像是爐子里頭拎出來的鐵條，錘煉之后韌性更好”，如今的他，對成敗得失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想過創業有可能會失敗嗎？”

“不僅（創業）可能會失敗，而且會覺得沒有失敗，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陶勇語氣依然溫和，但也不容置疑，“我知道事情可能會失敗，但我更知道失敗不能擊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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