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網絡社交平臺，有網友在回憶遭受校園欺凌的帖子里如此寫道。

學生欺凌絕不是“同學之間的玩笑”。業內人士指出，學生欺凌問題棘手且沉重，相關部門不能坐以待斃，更不能“選擇性失明”。

向校園欺凌“亮劍”

3月27日，河南濮陽某高中宿舍里，16歲的時某遭到7名學生圍毆、侮辱。4月14日，欺凌視頻經網絡流出，引發輿論關注。警方介入調查后，3人被依法刑拘。濮陽市教育局對該校分管副校長給予停職處理。

校園本該是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但有的地方學生欺凌事件仍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學生身心健康，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影響非常惡劣。今年1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防范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排查欺凌事件。

《方案》明確，對實施欺凌的學生，情節輕微的，學校和家長要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和警示談話。情節較重的，學校可給予紀律處分，并邀請公安機關參與警示教育或予以訓誡。對實施暴力、情節嚴重、屢教不改的，應將其表現記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必要時依法轉入專門學校就讀。涉嫌違法犯罪的，由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置。

記者梳理發現，多個文件已對學生欺凌亮出“紅黃牌”;《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對“學生欺凌”進行了定義并于2021年6月1日起實施。

業內人士指出，如何準確認定學生欺凌，如何處置欺凌者成為防治學生欺凌工作中的難點和焦點，有必要將相關工作納入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

“教育部已就《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稱《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為防治工作提供了參考和標準。”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翁小平表示。

舉證仍然是難點

根據《征求意見稿》，毆打、腳踢、掌摑、抓咬、推撞、拉扯等侵犯身體或者恐嚇威脅的行為;搶奪、強拿硬要或者故意毀壞他人財物;通過網絡或者其他信息傳播方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散布謠言或者錯誤信息詆毀他人、惡意傳播他人隱私等五種行為均構成學生欺凌行為。

“學生欺凌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權等權利。被欺凌造成損傷，可以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成，可提起訴訟，訴請人身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或財產損失賠償。”翁小平介紹，如果欺凌者的行為構成犯罪，可追究刑事責任。

他指出，學生欺凌事件存在舉證難的問題，“如果欺凌方與受害方各執一詞，在沒有更多證據的情況下，很難被定性為‘學生欺凌’。在實踐中，欺凌事件多以協商解決。”

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一則行政判決書顯示，在江蘇蘇州某小學就讀的白某，稱多次被同學王某毆打、凌辱。白某之父要求對事件是否屬于學生欺凌進行認定。判決書顯示，“經學校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和校委會研究、討論，認為該事件尚不符合學生欺凌事件的界定，屬于‘學生之間的矛盾沖突’。”

翁小平建議，要通過與涉事雙方及現場見證人談話、及時保留外傷認定資料等多種方式進行綜合舉證。此外，學校可以在保護好未成年人隱私的前提下，利用教室、樓道、操場等公共場所的攝像頭設備，幫助還原可能發生的欺凌事件的原貌。

“發生學生欺凌事件，如果教師和學校在監管、處置過程中存在過失，造成嚴重后果的，需要承擔連帶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他提醒。

治“已病”與治“未病”

“經常生活在否定的氛圍里，常常被批評、指責、體罰，或者被過度保護、溺愛等，都有可能導致孩子成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孫宏艷指出，未成年人出現的行為和心理問題，根源往往與家庭教育、學校環境等因素有關。

據報道，不少中學生曾經歷過學生欺凌，一些欺凌事件發生得非常隱蔽。不少成年人甚至在網絡上發帖，回憶在中小學階段被辱罵、排擠、索要錢財的遭遇。對一些被欺凌者，傷痛可能變為夢魘伴隨一生。欺凌者若不被制止，也容易走上錯誤的人生道路。

根據刑法規定，未滿14周歲或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故意傷害但沒有致人重傷的，不構成犯罪。有觀點認為，學生欺凌更多的是適用行政處罰，震懾力不足。

有專家認為，處罰固然重要，但要從源頭解決學生欺凌問題，還需要家庭、學校、教育部門、司法機關等多方共防共治。

《征求意見稿》明確，對違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等嚴重欺凌行為，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并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法律應治未病之病，要重視對學生欺凌事件的事前干預，通過行之有效的預防機制，將欺凌事件盡量減少。”翁小平指出，對于已經發生的學生欺凌事件，要及時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做出處置和跟進，“從法律的角度上看，欺凌行為的處理機制有待進一步細化，對家長后續的投訴意見要及時跟進和處理。”

他建議在中小學生中更多地開展普法宣傳，增強未成年人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識和能力，“對于惡性的學生欺凌事件，建議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

關鍵詞： 校園 欺凌 法律 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