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大宗商品價格自去年以來的持續上漲引發了廣泛關注，此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有何特點?上漲的原因和持續性怎樣?對此，企業如何應對?6月10日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27期)上發布的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一一做出回應。

對疫情前變化趨勢的回歸

從去年4月份到今年4月份，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上漲超過70%，食品類、工業原料、農產品、金屬、能源等價格均有上漲。“本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迅速、涉及面廣，從長期軌跡看是對疫情前變化趨勢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CMF主要成員于春海教授代表課題組作報告時指出，從更長的趨勢和時間樣本中去觀察，會發現當前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主要是對疫情前變動趨勢的回歸。如果把疫情沖擊帶來的短期異動平滑處理后，會看到2020年以來的變化與此前的變化趨勢并沒有明顯不同。僅僅看今年以來的變化，在變動幅度上與疫情前相比也沒有太明顯的差異。

在價格指數之外，再看具體的價格水平。于春海介紹道，無論是能源價格、貴金屬價格還是基礎金屬價格，總體上都沒有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高點。能源價格基本延續了過去的波動特征。貴金屬價格的上漲相對較快，不僅延續了疫情前的上漲趨勢，還疊加了疫情沖擊之下的避險動機及流動性支持下的投機行為。

就推漲價格的原因，報告指出，當前各國經濟重啟和修復期的需求回升尚不足以帶動大宗商品價格如此全面迅速地回歸，“跨國疫情動態差異帶來的供求錯配、長期的經濟結構性調整趨勢、歐美主要經濟體財政政策定位的轉變等諸多因素的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

從總體經濟狀況來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就業等關鍵性經濟指標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況，疫情的損傷還沒有得到完全的修復。如驅動能源價格上漲的不僅僅是需求回升，還有與正常時期相比有較大程度收縮的供給。

從疫情發展的角度看，今年以來疫苗分配的兩極分化，使疫情的地域分布發生了明顯變化。發達國家經濟體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疫情在加速惡化。發達經濟體主要是大宗商品的需求方，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主要是大宗商品的供給方，因大宗商品的供給增長還面臨著強約束，整體來看，大宗商品供求層面可能會出現錯配。

主要經濟體財政政策定位的轉向也在對大宗商品的需求結構乃至其價格走勢產生長期趨勢性的影響。疫情期間，財政政策的定位更多是救助和維持，隨著疫情的緩解，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政策開始出現明顯轉向。

對消費價格的傳導尚未全面顯現

于春海認為，當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消費價格的全面影響還沒有全面顯現。目前的影響除已經對企業生產成本帶來明顯沖擊外，對消費價格的傳導主要集中在直接的能源消費渠道。

與歐美的情況類似，目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中國通脹的壓力還沒有全面地體現，主要是下游工業企業承擔比較大的成本上升壓力，消費價格指數還處于相對低位。但經歷疫情沖擊和過去一年左右的艱難度日，很多企業事實上已經沒有能力承擔進一步的成本沖擊以及由此帶來的虧損壓力。同時，大量集中在下游消費品制造領域的中小企業，抵抗成本沖擊的能力較弱，需要進一步向下轉嫁成本。一旦出現這樣的轉嫁，就會帶來最終消費價格的大幅攀升，同樣會對家庭消費產生巨大沖擊，彼時家庭消費需求的復蘇乃至整體經濟復蘇過程可能就會受阻。

針對當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困境，報告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一是面對成本上升壓力及其帶來的通脹壓力，一般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大，簡單地退出貨幣寬松政策也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更多考慮如何在上中下游企業、生產者和需求者之間合理地分擔成本。

二是要對沖和緩解特定行業和企業的成本上升壓力。下游消費品制造企業面臨比較大的成本上升壓力，且相關研究表明，這類企業對稅費成本也非常敏感，需要在大宗商品漲價所導致的成本上升壓力之下，通過政策對沖緩解其他費用的成本，進而緩解整體的成本上升壓力。

三是成本和價格的大幅度上升還會給企業帶來流動性問題，需要提高對特定行業、特定企業的資金支持，緩解其資金壓力。此時貨幣政策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相對較小，更多還應在財政層面發揮其成本分擔、對沖和緩解的功能。

關鍵詞： 大宗 商品 漲價 財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