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多家上市公司發布了高管變動公告。

21世紀資本研究院跟蹤數據發現，2021年以來，截至3月11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A股市場已經有435家次上市公司核心高管離任。

其中，173家次為董事會秘書離任，126家次為財務總監或財務負責人離任。

這些上市公司核心高管離職的理由包括個人原因、工作調動、到退休年齡、個人身體原因等。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正在進行或者已經完成資產重組、面臨重大處罰或出現違法違規行為等，也容易導致高層變動。

此外，“盡快套現”也是一些上市公司高管離職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作為直接對公司信息披露和財務數據負責的核心人員，董秘、財務總監等核心高層的離職往往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部分董秘、財務總監辭職，可能是基于他本身就職的環境出現變化，這背后可能透露出一些信號，比如這家企業本身的效益下滑，所在崗位沒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又或者是可能存在一定的違法違規事項，擔心追責。”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

“風險鏈”：新希望、歌爾式樣本

市場對于董秘、財務總監等核心高管離職的消息十分敏感。

往往稍有不慎就會引發市場對公司經營層面的“顧慮”，引發股價巨震或負面輿情。

較為典型的如歌爾股份，2021年1月27日晚間，歌爾股份發布兩條公告，宣布原財務總監段會祿因工作安排辭去財務總監職務，內部審計負責人馮建亮因工作調整辭去內部審計負責人職務。

次日，歌爾股份股價直接跌停。

公告顯示，段會祿2001年加入歌爾股份，2008年歌爾股份上市時即擔任財務總監，雖然辭職后仍擔任董事、副總裁職務，但這位財務“老將”在2020年年報披露關鍵期辭職還是引發了市場不滿。

甚至，有市場人士據此猜測歌爾股份或存在財務造假。在部分投資者看來，近年來存貨和應收賬款高企，不斷融資緩解流動性不足等行為異常。

公開資料顯示，近三年來，歌爾股份應收款從70億元(2018年)增長到110億元(2020年三季度)，存貨從35億元增加到122億元，兩者合計達到232億元，占流動資產298億元的78%;長期借款和應付債券合計從原來的6億元增長到目前近65億元(28.31億元+36.46億元)。

隨后，盡管歌爾股份在互動平臺上回應稱，“原財務總監段會祿，將繼續擔任公司董事、副總裁職位，作為公司核心高管團隊成員之一繼續開展工作”，怒斥“部分媒體，對于公司這一正常的人事升遷和任命，進行斷章取義和捕風捉影的解讀”。

但此舉仍然沒有挽回公司股價的頹勢。

這并非個例，另一家在今年來董事和財務總監同時離職的新希望也遭遇負面風波。

1月11日，新希望(000876.SZ)發布公告表示，新希望副總裁兼財務總監王述華、董事會秘書胡吉二人因個人原因辭去所擔任新希望高管職務，辭職后，將不再擔任新希望任何職務。

而在離職時，王述華和胡吉還各有數十萬股股權激勵股票尚未解鎖。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新希望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第三次發布高管辭職公告。

據2020年12月2日公告，新希望副總裁韓繼濤、副總裁王維勇等3人因個人原因申請辭職。據2020年9月7日公告，鄧成因新希望戰略安排及個人工作變動原因，辭去新希望董事、總裁等職務。

在董秘、財務總監離職后，新希望股價連續多日下跌，整個1月下跌逾5%。

公司2020年業績也不及預期，數據顯示，2020年公司預計實現營業收入1098.25億元，同比增長33.85%，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52.82億元，同比僅增長4.77%，大幅低于市場預期超80億元的全年總盈利。

“離職潮”：每日2.5名董秘離崗

市場之所以對于“關鍵少數”如此敏感，與市場當下對企業財務風險極為敏感有關。

21世紀資本研究院數據顯示，上市公司“關鍵少數”離職頻率持續在高位。

2021年以來，截至3月11日，A股市場合計173名董秘離職，平均每天有2.5名董秘離開崗位，較去年同期增加三成;同期，還有126名財務負責人/財務總監離任，其中財務總監和董秘同時離職的企業高達17家。

從行業分布上看，醫藥生物行業是董秘離職高發地，合計有15名董秘離任，緊隨其后的化工、公用事業、機械設備、傳媒則分別有14、14、13、13家上市公司董秘離職。

從離職原因上看，各核心高管給出的因素各異：有個人身體或家庭原因，也有正常退休或工作調動。如洋河股份董事會秘書兼財務負責人叢學年，其辭去相關職務的原因主要源于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目前仍在洋河股份擔任非獨立董事。

不過，盡管有特例，但高管的穩定性大多與上市公司經營情況和處境息息相關。在大部分的董秘、財務負責人等高管頻繁離職背后，往往伴隨著上市公司本身經營環境等的變動。

較為典型的莫過于東方金鈺(退市金鈺)，今年1月29日，退市金鈺副總裁姜平、副總裁郭梅艷、副總裁兼董事會秘書趙琳迪紛紛提交書面辭職報告。

隨后，3月10日，財務總監宋孝剛也宣布離職。

頻繁的人事變動背后，顯示出退市金鈺風雨飄搖的處境，曾被譽為“翡翠第一股”，受金融去杠桿政策及其他因素疊加影響，融資出現困難，資金流動性緊張，深陷債務危機。

該公司此前發布的業績預告顯示，預計2020年度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約為虧損19.5億元~24.5億元。

2019年，因未能償還貸款和到期債權，退市金鈺被債權人兩度申請重整。

但受股票摘牌影響，法院于2021年2月裁定不予受理。同時，東方金鈺被指財務造假，包括時任董事長趙寧在內的多名相關責任人被處罰。

2020年11月25日-12月22日，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每日收盤價均低于股票面值，被上交所予以終止上市。根據公開資料顯示，退市金鈺將于3月17日被上交所予以摘牌，進入全國股轉系統交易。

同樣，近年來連續虧損且訴訟纏身的聯建光電也是個中代表。

3月5日，聯建光電公告，公司董事會于近日收到公司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王廣彥以及財務總監席智建的辭職申請，王廣彥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職務;席智建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財務總監職務。王廣彥、席智建辭職后不再擔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職務。

而更早些時候，席智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刑事拘留，相關事項尚待公安機關進一步調查。

上市公司處境也頗為艱難，聯建光電2018年及2019年分別虧損28.87億元、13.8億元，2020年業績預告顯示，公司凈利潤或續虧2.4億元至3.6億元，披星戴帽已然落定。

事實上，面臨核心高管頻繁離職的上市公司，投資者已經采取用腳投票的決定。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顯示，今年以來董秘、財務負責人/財務總監同時離職的17家上市公司中，僅2家市值在200億元以上，另外還有13家企業市值不足百億，更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市值不足50億元。

“行刑民”：懲處力度加大

部分“問題”公司高層頻繁變動的最核心原因，與當前監管層加大對董監高問責力度不無關系。

這也是“關鍵少數”離職，旋即引發市場“風險猜想”的主要原因。

“A股幾千家上市公司，幾百家企業更換董秘和財務總監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對于很多企業來說，可能出于個人原因，也有可能出于正常的人事調整，也有可能是因為股票市場紅火，董監高減持規則和離職掛鉤，抵不住減持的誘惑而離職，A股有正常的人事流動，總體對企業影響也十分有限。但也有適應監管變化的因素，因為監管正在改革，未來越來越嚴格，需要更加專業的人來應對新情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受訪指出。

在新證券法落地一周年后，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正式施行。修訂后的刑法，大幅提高了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的懲戒力度，在信息披露嚴重違法的處罰上，本次修正案還新增“情節特別嚴重的”的加重情形，相關責任人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罰金數額由2萬元-20萬元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20萬元的上限限制。

讓違法違規行為得到懲治，讓投資者利益得到保障，一直是資本市場法治建設遵循的原則。

隨著刑法修正案的施行，證券領域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體的追責體系也得以形成。

“在注冊制改革和新證券法實施的背景下，董秘和財務總監成為了高危職業，董秘和財務總監都肩負著上市公司重要事項的披露，以及重大財務報告，包括年報、半年報、季報披露的簽字畫押和相關直接責任的事件，因此，在注冊制改革和新證券法落地實施之后，他們也變得緊張起來。”董登新說道。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在新證券法落地當年，(2020年內)證監會開出96張罰單，罰款高達49億元，其中有62張針對個人處罰，34張針對企業，以及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的直接負責人員。被處罰對象共計324個，包括289名個人和35家企業。

關鍵詞： 關鍵少數 離職 股價大跌